《文心雕龙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，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(501-502年)间，南朝梁刘勰所著。《文心雕龙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。骈文在南朝时很流行，所以《文心雕龙》也是用骈文写的，如《神思篇》中说文思变化倏忽不定的句子：“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；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：其思理之致乎！”还有被纪晓岚称为天下第一“赞”语的《物色篇》赞曰：“山沓水匝，树杂云合。目既往还，心亦吐纳。春日迟迟，秋风飒飒：情往似赠，兴来如答。”可见，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句句有诗的魂魄，让人难以忘怀，美不胜收。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共50篇，见解卓越、内容丰满、知识丰富。本书全面系统论述了写作中的各种问题，尤其是对一些应用问题的写作批评。全书体系严密，材料丰富。之所以要写50篇，刘勰说这是遵循所谓的《易)学中的“大衍之数”，有49篇专门论述与文章相关的具体问题，最后一篇即《序志》阐明写本书的缘由及全书内容的安排。这49篇又分以下几个方面：
在文章的创作上：《文心雕龙》在文学创作中对于主客观的关系做了详细而深入地描述，先秦两汉时期，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，如《诗大序》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等可为代表论点。魏晋时，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，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。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的关系等，做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。它首先肯定了“云霞雕色”“草木贲华”等现象之美，是一种客观存在，所谓“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”（《原道》)。同时、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，气质、才能(《体性》《才略》等篇)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快现实美的重要性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文心雕龙》还论述了在创作中，主观的“情”和客观的“景”，是互相影响。互相转化的，即“情以物兴”和“物以情观”(《诠赋》)，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（《物色》)，”登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(《神思》)，认为作家观察外物，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，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、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。《文心雕龙》对于物与我、情与景关系的论述，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向题的探讨，有着重要影响。
《文心雕龙》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。要求文学创作要“志思蓄愤，而吟咏情性”，主张因为是先有感情的抒发和宜泄，之后才能出现文章以此记情，而不应该是为了去写文章刻意无病呻吟地生搬硬造感情。书中认为创作构思都是因为感情有所流变才形成的，而文字结构则要求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，然后与感情有机腰合，同时，书中还认为，感情要表现到位，就应该有所设置，哪部分文字需要充满情思、哪部分不需要、哪部分多设置一些、哪部分少一些，这些剪裁都是需要注意的。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，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。
在文学批评上：《文心雕龙》关于“批评”的论述，颇多精到的见解。“批评”就是对书籍、文章加以批注点评，就是对别人的评价。以《知音)为例，这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批评的文章较早的文献。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、批评家的主观修养向题、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。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，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。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。
在批评的问题上，刘德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，不应该一个人的偏执而妄下判断。作家本身的禀性不仅“修短殊用”“难以求备”(《程器》)：而且，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，这就不允许批评家“各执一隅之解，欲拟万端之变”，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偏激的现象。
对于批评家而言，他还强调批评家要有广博的见识。因为这对于客观地评价文章是非常重要的。刘勰还根据桓谭的“能读千赋侧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”(《全后汉文》卷十五《赋道》)，提出了一个在后十年非常出名的论断：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(《知音》)。意思就是说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，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的基础之上的。这些意见不仅是对当时作家们偏激的态度的有力抨击，而且更有积极的针砭意义。
在文章的体裁与源流上：《文心雕龙》中也有重要的闸述。自曹丕、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，晋代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、李充的《篇林论》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，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从第5篇《辨骚》起，到第25篇《书记》，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，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。其中不乏细致，中肯的见解。例如在《明诗》篇中，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，就是如此。
在艺术想象上：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还提出了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”等见解，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，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。《文心雕龙》继《文赋》之后，对于艺术想象及形象思维的论述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在文章追求美文上：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，兼采道家，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，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。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、鉴赏的美学规律。刘勰提出的“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”“隐之为体，义主文外”，“文外之重旨”“使玩之者无穷。味之者不厌”等说法，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，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、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，做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。
刘勰还看到，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，而是和理、志、气相联系的“情”，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，而是和“象”与“文”相结合的有“采”之言。两者的关系是：“情者，文之经：辞者，理之纬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。”它们相辅相成，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。
他还认为语言文学概再现着客休的物貌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、志与气。所以，刘勰侧重从“体性”来划分文学的风格，即所谓“才情异区，文体繁说”。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。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、对称、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。